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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了让青春呐喊过的地方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7:59:34 阅读: 来源:齿轮厂家

2015年平安夜,寒冷与雾霾一起笼罩北京城。南锣鼓巷的北头、鼓楼东大街111号的铁门前,一群年轻人在等待进入。

在这扇铁门内,另一群年轻人,正伴随着乐队的嘶吼声进行枕头大战。一些人只穿着T恤却满头大汗,头发一缕一缕粘在脸上。

这里是MAO Livehouse,一种区别于酒吧的乐队现场演出场地。8年前,它就扎根于此。在这8年中,MAO的门前从未亮过一盏灯,但它却迎接了几十万人次。如今盘桓在榜单的摇滚乐队,大多曾在这里演出过。

然而不久前,创始人李赤突然宣布,因为租金,MAO不得不考虑搬家。

此消息一出,不少乐迷的朋友圈被刷屏了,一边回忆,一边哀叹“现实重重地给了我们一记闷棍”。有人甚至表示,这是文化逻辑败给了商业逻辑。

这不是北京小众文化的个别境遇。离MAO不远的国内首家民营独立剧场蓬蒿剧场同样面临关门危机。蓬蒿的邻居中戏北剧场将改建为快捷酒店。在此之前,风入松、第三极、光合作用等曾风行一时的独立书店已经一个个倒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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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扇铁门光秃秃的,露出斑驳的锈迹和连接处的铆钉,上面还残存着油漆、刮痕以及液体自然滑落的痕迹。远远望去,很像是建筑工地的遗弃品。

铁门后面,是另一个世界。在MAO能容纳500人的长方形场地里,四周全是黑色,屋顶上只有4盏简单的灯和4个在冬天也不停转的风扇。前方的舞台上摆着专业演出设备。

2005年,专业化的Livehouse出现在北京。这种与酒吧演唱完全不同的专业表演场所,立刻成为音乐爱好者竞相追逐的对象。即使是乐队,也愿意到这里大展身手。MAO开业的第一天,只有4位客人,仅过了3个月,演出就排满了。

在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走红之前,MAO是“逃跑计划”乐队经常出没的地方。这首被歌手韩红、张杰等翻唱过的歌,最早就是在Livehouse里唱响的。

那会儿,初出茅庐的“逃跑计划”在表演时,常常是台上5个人、台下5个人。他们忙于在北京各大Livehouse“抛头露面”,急切地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。

乐队大红大紫之前,在MAO收获了第一批粉丝,尽管那时的听众可能只有个位数,但也会有铁杆乐迷追随“逃跑计划”的每一场演出。一旦有粉丝缺席,乐手还会在博客里怅然若失:今天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。

这几乎是所有新出头的乐队都会经历的事情。

MAO曾经举办过一场颁奖,如今一些已经进入主流视野的乐队名字,曾经出现在这张名单里。只是他们如今很少再回到这里了。

“Livehouse像一个原创音乐的孵化器,年轻的乐队经过乐迷的口口相传积累名气,直到具有足够的票房号召力,开始进驻千人以上的剧场,这意味着,这支乐队具备了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。”曾经活跃在MAO的独立乐队经纪人老谭说。

于是,就在文化名片“南锣鼓巷”周围,西化的摇滚乐与中国古老的市井生活交织在一起,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鼓楼气质。曾经有人说,如果北京五道口范儿以烂醉如泥著称,那么鼓楼范儿则以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著称。“在这儿经常偶遇自己喜欢的乐手,光着膀子撸串儿”。

“摇滚乐,是靠现场。现场灯光、声压级下,别人看你的演出会产生化学反应,你可能一辈子永远忘不了某些演出。”李赤说。

就是在这个地方,苏小安认识了很多朋友,也第一次听到以前只在CD里听过的原创摇滚乐。

第一次去MAO看演出时,大三学生苏小安差点错过大铁门。留京工作后,这位姑娘曾经拿出3000元月薪的一半去看乐队演出。几乎每个周末,她都“流窜于北京各大Livehouse之间”。

多年以前,置身燥热的Livehouse现场,少女苏小安曾想,要是10年后,还能这么看演出该多好,“我没想到,10年之后,我还在,可他们不演了”。

她时常想起在Livehouse认识的那些朋友,尤其是曾在北京奋斗过、但已经离开的人。“在北京的一个回忆就这么没有了,他们会更不舒服一点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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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旧的铁门常年关闭着。

在MAO没有演出的下午,正对面的南锣鼓巷里,大量的茶馆空无一人,小猫来回跑,等待演出开始的乐迷在这里约上朋友聊会儿天、看个电影或是什么也不干。

随着商业的开发,人流开始聚集,经常有人探进大铁门,询问这里是干嘛的。一看到黑漆漆的演出现场,游人大多“哎哟哎哟”,摆摆手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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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只隔了一个铁门,MAO和南锣鼓巷似乎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。它们有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热闹,有时则是冰火两重天。

城市感、工业感加上欧美风,让舞台上的乐手把手里耷拉的啤酒换成了朗姆酒。但鼓楼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,因为靠近心中的摇滚圣地,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寻梦的青年把出租房选择在小胡同里,找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。

也有一些人住在较远的通州区,晚上演出结束,最终拿到手的钱常常不够打车回家。于是MAO附近交道口路口东北角的麦当劳成为一个据点。晚归的乐手点一杯咖啡,续杯到天明。也有人点一份炸鸡,自带白酒开始喝。

他们怀念、期许着摇滚乐的辉煌。

1986年世界和平年,北京工人体育馆,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崔健,挽着裤腿,唱了一首《一无所有》,从此开启中国摇滚的新纪元。

在台湾学者编写的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张专辑一书中,排名第一的是《一无所有》,足见崔健曾对海外的华人听众产生过的震撼。之后,不少海外公司于1988年前后来到北京,开始在北京第一代摇滚乐手中积极挖宝。有人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: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的最终梦想将要在这里实现。

每一个乐手都默默地把琴擦得锃亮,等待着自己一生命运的转机。正如这些年在Livehouse演出的乐队一样。

一些人也见证了Livehouse的辉煌。李赤也坚信,Livehouse能创造出辉煌,“是青年文化发展的方向”。

1966年出生的李赤,经历过摇滚乐辉煌的上世纪,一直想做一些跟摇滚有关的事情。1990年代,他卖过打口碟,还想过开一家“人民迪厅”。后来日本朋友找他合作引进Livehouse,他一下子动心了,拿出极大的热情创办了MAO。

创办之初,李赤相中了南锣鼓巷,他希望,在这个富有北京传统文化的地方,闯出一番天地。当时,租金也不高,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然而,随着南锣鼓巷的文化开发,房租成为李赤面对的头等大事。

“我不能说我不看重盈利,但我以艺术性为先。这是梦想的基地,是最接近年轻艺术家的平台,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。”李赤说。

然而多年后,钱,终于成为压倒他的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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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的尾巴,南锣鼓巷更加热闹。全国各地的游客聚在这儿,构成堪比故宫的人流日均量。

在这条巷子的北头,MAO的铁门依旧紧闭着。铁门当初的寓意是像钢铁一样。“摇滚的性格得有这俩字:坚强”。李赤说。

两个月前,他决心拆掉这个标志性钢板外立面装饰,以及那扇非常难打开且更换了10副锁的大铁门。

在房租日日逼高的形势下,李赤的计划是把Livehouse在白天利用起来,开饭店或是咖啡馆,依附南锣鼓巷的流量,“会有利润空间”。

一家经营尚可的著名Livehouse老板曾打电话给李赤:“你别老把卖票当回事儿,你得卖酒啊。”据说那家店一天的酒水消费量相当于MAO一周的。

李赤制订了改造计划和新的运营方式,大铁门会变成明亮的门窗,内部全部漆成黑色的装潢可能也会换掉。但尚未来得及动工,又一个7位数的租金压在了他的头上。

他有时会感慨,生意做不过旁边的包子铺:“你觉得自己玩的东西是有精神价值、文化品位的东西,但你可能干不了最通俗的事情。”

“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,越是纯的Livehouse越不容易生存。”老谭说,一些更像酒吧的地方,经营成本低,不需要很好的设备、很大的场地,依赖酒水消费,生存的韧性要比MAO强。

在这个行当,也有人不为生计犯愁。一家乐队的主唱,现在摇身一变,成为国内最大独立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,刚刚拿下30亿元的融资。其创办的音乐节更是家喻户晓。

在Livehouse的一场演出,乐队可能只拿几百元,而在音乐节上,一个有名气的乐队演出一场就是几十万元。这使得很少有大牌乐队出名后再去Livehouse演出。

这也让李赤感慨万分。他计划搬家后,把演出场地扩大,开拓互联网售票、视频现场直播、做更多的宣传,等等。

很武汉治疗银屑病医院多时候,他陷入回忆之中。“我觉得MAO最舒服的时候是下午,房子里空无一人,一个个乐队,拎着包走进,有的说‘老李’,有的叫‘李哥’。你感觉这个舞台,他们用上了,当初也是为他们设计的”。

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,搬家是一个紧迫的现实。

听到MAO要搬家的消息,乐迷们在微博上发起#假如从鼓楼走不到MAO#的话题,下面有167条微博。新裤子乐队彭磊说:“MAO是北京最好的Livehouse,如果没有了,北京会越来越无趣。”

MAO的离开,对于一些人来说是“心跳随着乐队的好坏而起伏的日子,不会再有了”;对于一些人来说是“那片划花了的墙上刻着我们的青春,可惜找不到了”;对于一些人来说,“感谢生命中有过摇滚乐,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”。

李赤并不关心这些。他最看重MAO的品牌有没有黯淡。“我关心的是,当我的女儿长到十五六岁,拿起吉他开始搞乐队的时候,还能不能看到这个牌子”。(记者 杨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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